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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主战场应该在社区信息来源：岭南中药网收集发布时间：2015/10/12 “治疗精神疾病，主战场不在专科医院，而在社区。”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说，精神疾病也是一种慢性病，应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在社区进行管理。对于国内精神疾病社区管理的窘境，目前普遍认为原因是缺少基层医生，但在于欣看来，其背后隐藏的是错位的角色分工。“医生做了很多并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于欣说，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别人帮助解决就业、生活技能培训甚至遗产继承等问题，这些工作本应由精神科社工完成，但现在却由精神科医生和护士承担。相关专家表示，精神科社工在国外已存在多年，其大部分来自于高校的社会学系，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能利用社会学知识帮助精神病患者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我曾参加过英国社区团队的查房。谁来主持？不是医生，而是社工，医生只提治疗建议，其他工作则由社工统一协调。”于欣说。法国巴黎圣安医院精神与脑科研究室主任高伍德告诉记者，法国没有精神科社工，但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心理医生、护士以及相关服务人员非常多，覆盖面很广，所以不需要社工这一“中间层”。“但社工模式特别适合中国这样国土面积比较广、心理医生无法覆盖的国家。” “中国的精神病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床位是‘僵死’的。患者住进去后，终生就不再出来，家属也不愿接。”于欣说。对此，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杨初喜深有体会。自从2012年江西省启动贫困家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救治项目后，很多患者被送到这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入院治疗时，家人、邻居积极性都很高。可到了患者该出院时，情况就变了。一些患者家属表示，既然住进医院了，最好别让他们再出来。”杨初喜无奈地对记者说。 “中国大部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平均住院日都超过了70天，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天~30天。”于欣说，患者急性症状得到控制之后，不必长期住院。因为在医院住得时间越长，恢复社会功能的难度就越大。之所以出现床位“僵死”的情况，与精神病患者缺乏回归社会的培训直接相关。这同样需要社区和全社会的帮助。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坦言，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就业率只有15%~30%。“不能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自然只能留在医院。”郑毅说，在这方面，国外有些经验值得借鉴。“1998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时，当地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郑毅告诉记者，进入医院大门，他就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没有高耸的围墙，取而代之的是一米高的花墙和大片的绿色草坪。医院分为两个独立的病区，一个针对成人，一个针对儿童。在儿童病区，竟然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患儿可以继续学业。但也有专家表示，国外的做法虽好，但借鉴起来却存在一定困难。一位医院负责人说，欧美一些国家专门设立了精神病专科康复医院，作为患者从医院回归社会和家庭前的“缓冲地带”。在康复医院，患者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并在专业医护人员照料下，逐步适应社会生活，为完全融入社会和家庭打下坚实基础。然而，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不允许精神病医院让患者从事有偿劳动。专家表示，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的康复医院，结果就是堵上了一扇门，却没有打开一扇窗。链接1 恐惧源于认知不足本报讯（记者张磊）近些年，随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以及因抑郁症轻生事件不断见诸报端，公众对精神病患者产生了恐惧。“这其实是因为缺乏对精神病的正确认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说。于欣介绍，精神疾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为10大类72小类，总数接近400种。虽然总数很多，但常见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占了半壁江山。目前，国际上普遍将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失眠症定义为常见精神障碍，将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疾病。与国际分类不同，我国《精神卫生法》将精神发育迟滞、癫痫所致的精神障碍也纳入了重性精神疾病。于欣坦言，按照世卫组织将精神疾病划分为10大类的分类方法，只有两类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比较明确：一类是物质依赖，如疾病由酒药成瘾所致；另一类由身体或大脑疾病导致，如脑肿瘤或感染导致。剩下8类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包括重性精神疾病、抑郁症、焦虑症等。于欣表示，重性精神疾病与遗传因素关系较为密切，遗传度如果以10为计量标准来计算，重性精神疾病有7~8由遗传因素决定，环境因素为2~3。而抑郁症等恰好相反，环境因素占7~8，遗传因素是2~3。链接2 医生不足问题逐步缓解本报讯（记者王潇雨）10月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表示，近年来通过加大学校教育、转岗培训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精神卫生人力不足的矛盾。但精神科医生数量仍然偏少，服务水平还需提升。王斌介绍，全国2/3的县（区）没有精神科专业机构。2014年，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改革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举办临床医学精神医学专业，从本科起就招收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2015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中的卫生计生人员能力培训项目，安排精神科医生转岗培训，在地市级、县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1年~2年对其他科医生进行精神科专业理论和实践培训，考核合格后可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执业资格。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精神卫生人力不足的困境。王斌表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病床增加近4万张，极大缓解了一床难求的情况。

精神卫生主战场应该在社区

“治疗精神疾病，主战场不在专科医院，而在社区。”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说，精神疾病也是一种慢性病，应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在社区进行管理。
对于国内精神疾病社区管理的窘境，目前普遍认为原因是缺少基层医生，但在于欣看来，其背后隐藏的是错位的角色分工。“医生做了很多并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于欣说，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别人帮助解决就业、生活技能培训甚至遗产继承等问题，这些工作本应由精神科社工完成，但现在却由精神科医生和护士承担。
相关专家表示，精神科社工在国外已存在多年，其大部分来自于高校的社会学系，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能利用社会学知识帮助精神病患者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我曾参加过英国社区团队的查房。谁来主持？不是医生，而是社工，医生只提治疗建议，其他工作则由社工统一协调。”于欣说。
法国巴黎圣安医院精神与脑科研究室主任高伍德告诉记者，法国没有精神科社工，但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心理医生、护士以及相关服务人员非常多，覆盖面很广，所以不需要社工这一“中间层”。“但社工模式特别适合中国这样国土面积比较广、心理医生无法覆盖的国家。”
“中国的精神病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床位是‘僵死’的。患者住进去后，终生就不再出来，家属也不愿接。”于欣说。
对此，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杨初喜深有体会。自从2012年江西省启动贫困家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救治项目后，很多患者被送到这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入院治疗时，家人、邻居积极性都很高。可到了患者该出院时，情况就变了。一些患者家属表示，既然住进医院了，最好别让他们再出来。”杨初喜无奈地对记者说。
“中国大部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平均住院日都超过了70天，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天~30天。”于欣说，患者急性症状得到控制之后，不必长期住院。因为在医院住得时间越长，恢复社会功能的难度就越大。
之所以出现床位“僵死”的情况，与精神病患者缺乏回归社会的培训直接相关。这同样需要社区和全社会的帮助。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坦言，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就业率只有15%~30%。“不能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自然只能留在医院。”郑毅说，在这方面，国外有些经验值得借鉴。“1998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时，当地一家州立精神病医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郑毅告诉记者，进入医院大门，他就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没有高耸的围墙，取而代之的是一米高的花墙和大片的绿色草坪。医院分为两个独立的病区，一个针对成人，一个针对儿童。在儿童病区，竟然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患儿可以继续学业。
但也有专家表示，国外的做法虽好，但借鉴起来却存在一定困难。一位医院负责人说，欧美一些国家专门设立了精神病专科康复医院，作为患者从医院回归社会和家庭前的“缓冲地带”。在康复医院，患者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并在专业医护人员照料下，逐步适应社会生活，为完全融入社会和家庭打下坚实基础。然而，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不允许精神病医院让患者从事有偿劳动。专家表示，法律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的康复医院，结果就是堵上了一扇门，却没有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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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源于认知不足
本报讯（记者张磊）近些年，随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以及因抑郁症轻生事件不断见诸报端，公众对精神病患者产生了恐惧。“这其实是因为缺乏对精神病的正确认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说。
于欣介绍，精神疾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为10大类72小类，总数接近400种。虽然总数很多，但常见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占了半壁江山。目前，国际上普遍将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失眠症定义为常见精神障碍，将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疾病。与国际分类不同，我国《精神卫生法》将精神发育迟滞、癫痫所致的精神障碍也纳入了重性精神疾病。
于欣坦言，按照世卫组织将精神疾病划分为10大类的分类方法，只有两类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比较明确：一类是物质依赖，如疾病由酒药成瘾所致；另一类由身体或大脑疾病导致，如脑肿瘤或感染导致。剩下8类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包括重性精神疾病、抑郁症、焦虑症等。
于欣表示，重性精神疾病与遗传因素关系较为密切，遗传度如果以10为计量标准来计算，重性精神疾病有7~8由遗传因素决定，环境因素为2~3。而抑郁症等恰好相反，环境因素占7~8，遗传因素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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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足问题逐步缓解
本报讯（记者王潇雨）10月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表示，近年来通过加大学校教育、转岗培训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精神卫生人力不足的矛盾。但精神科医生数量仍然偏少，服务水平还需提升。
王斌介绍，全国2/3的县（区）没有精神科专业机构。2014年，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改革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举办临床医学精神医学专业，从本科起就招收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2015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中的卫生计生人员能力培训项目，安排精神科医生转岗培训，在地市级、县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1年~2年对其他科医生进行精神科专业理论和实践培训，考核合格后可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执业资格。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精神卫生人力不足的困境。
王斌表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病床增加近4万张，极大缓解了一床难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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