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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我们这样走过
今年12月1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自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第1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以来，艾滋病已在中国大陆存在了30年。30年间，从一无所知、避之犹恐不及，到积极应对，国人走过了怎样的艾滋病防治历程？要终结这一恶魔，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消息称，洛杉矶市一名男男同性恋者出现了一种异常的肺炎。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的报道，1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均将该病指向男同群体。
“由于艾滋病最早出现在男同身上，虽然此后证明并不局限于这一人群，但当时国内由此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腐朽所造成的。”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治疗与关怀综合管理合作中心主任徐克沂回忆说，“国内就此提出了‘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然而，就在4年后的1985年，艾滋病还是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了我国首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一名来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他本人也是一名男同。由此，艾滋病开始在中国传入、扩散和快速增长的过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我国1985年到1988年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多数都是境外旅游人员，其中有4名是国内人员，均因输入进口血液制品造成感染。
“虽然此时还仅是少数个例，但中国的卫生部门已经意识到艾滋病近在咫尺，必须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徐克沂说。从接连发布的相关规定便可看出端倪：1985年10月14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禁止进口Ⅷ因子制剂等血液制品的通告》；1986年11月24日，卫生部颁布《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对每年新来华的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筛查；1987年8月，卫生部又制定《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1988～1991年）》，加强艾滋病的监测、宣传及相关培训。
1989年，我国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一年发现146名。吴尊友告诉记者，这对于中国艾滋病的流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从那时起，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有了本土传播。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出台，艾滋病被列为乙类传染病。至此，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
“血浆经济”引发大流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血浆经济”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然而，由不规范操作引发的艾滋病大范围传播也随之震惊国人。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5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河南省，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血浆采集队伍中。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操作便捷，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曾参与过血浆站工作的老员工说。
这是一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张可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因采浆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终被锁定在1995年，张可的数据显示，“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很快，政府意识到了其中巨大的危害。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省长期间，下令严打非法采血，并从省政府拨出专项资金1.6亿元，用来规范建设18家市级血站。2002年，李克强担任河南省省委书记之后，提出：“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这些病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医疗保障，不使一个适龄儿童失学。”
2002年，河南省开始对省内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过非法不安全采供血的人员，全部进行HIV的检测和调查。仅用2年时间，河南省艾滋病蔓延势头便得到遏制。之后，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也陆续采取了类似措施。
这场彻底的排查，也使得我国既往无法详细统计的疫情得以彻底查清，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分水岭，也意味着艾滋病防治走到了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公开防治的层面。
从束手无策到“四免一关怀”
在艾滋病的治疗领域，1990年2月，北京佑安医院收治了首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当时还是该院感染科医生的徐克沂回忆，这名男性感染者54岁，被派往非洲援助工作10年，在归国后的体检中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当时，医务人员询问患者病史和查体时都“全副武装”，戴上双层帽子、双层口罩、手套，穿两层隔离衣。患者刚到医院时手中没有人民币，帮他兑换的医生会用肥皂擦洗那些美元，再用微波炉加热后才敢碰触。
大约2年后，患者发病去世，家属看了一眼遗体就离开了。医院太平间怕污染不愿接收患者遗体，殡仪馆听说是艾滋病病人的遗体也不愿意接收。“在1996年‘鸡尾酒疗法’面世前，医学界对艾滋病几乎是束手无策，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临终关怀。”徐克沂说。
对于中国艾滋病病人，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已有5种治疗艾滋病的国产药物正式获得国家批准生产，这5种药物可以组成4套国际公认的“鸡尾酒疗法”方案，标志着我国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物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吴尊友告诉记者：“此前，国外虽然已有‘鸡尾酒疗法’，但药物价格昂贵，患者每年的治疗费用高达5万元左右且全部自费，国产化后，每年治疗费用则降至3000多元。”
同年，我国政府宣布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实施“四免一关怀”，即对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在全国范围内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及婴儿检测试剂；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人开展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避免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这一政策的出台和推广，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能够免费服用抗病毒药物，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降低患者死亡率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男同防艾曾缺席20年
2006年后，性传播逐渐成为新发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其中又以男男同性性行为为主，男男同性恋人群染艾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少了血液传播，却多了性传播，看似按下葫芦又起瓢，但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认为，中国男同群体染艾的“土壤”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接触的诸多男同里，很多人表示一直与性伴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有些还是男男性工作者，而他们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外国来华人员。”张北川说，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男同群体里安全套的使用率不足2%，绝大部分人根本没听说过艾滋病。
近些年，每逢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诸如“男同群体染艾者快速上升”的新闻便频繁见诸报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疑惑，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近10年间，男同染艾率上升了26倍，而此前20年则几乎没有变化。其中原因何在？
张北川认为，对男同人群的防艾工作，足足缺席了20年，“从1985年到2005年，我们对男同采取的是漠视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不了解，而是视而不见。产生这种漠视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不认同和歧视同性恋。”他认为，社会是因为艾滋病才承认男同群体存在的。随着2006年以后在男同人群中实施“扩大检测、扩大治疗”，先前的感染者被逐步发现，感染率快速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目前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吴尊友认为，艾滋病已呈疫情暴发状态。2015年，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男同群体平均染艾率为8%，个别城市甚至高达20%。
不过，张北川认为，虽然男同染艾者还在增加，但实际上已经进入“拐点”。“所谓的拐点，是指新发感染者从快速上升期进入平台期，也就是说，总数还在增加，但增幅已经放缓。而这个‘拐点’在2006年就已经出现了。”
支撑张北川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2006年的一项61个城市男同群体的调查显示，选择固定性伴的男同数量在快速上升，同年，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份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选择固定性伴的男同人数大幅增加可以使艾滋病传播几率大大下降。此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男同群体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也从90年代的2%上升到40%。”张北川说。下一篇： 绿色中药何处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