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理论的形成及发展

所谓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和七情理论的产生是非常早的。七情作为人的情志变化，是随着人的思维能力的逐渐形成而产生的。在远古时代，由于各种原因使一种称为猿的动物逐渐从爬行缓慢发展为直立行走，并逐步具有了劳动能力和复杂的思维能力，完成了主观能动性的形成。这时的人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和劳动去创造生活必需品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同时由于人逐步成为高级动物，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些矛盾，这就要出现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尤其在那个社会极为落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代，人们常为饥饿和人身安全而担忧。但当时的医学水平极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所以七情也就不可能为人们所重视，但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滋暗长。

早在《礼记》中就有关于情志的记载，即“百病怒起”，“忧郁生疾”。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明确提出了五志学说，并把五志配于五脏：即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这个学说标志着七情理论的初步形成。说初步形成是有依据的，《黄帝内经》虽然提出了五志，但并未提出七情这个概念。在五志喜、怒、忧、思、恐之外还有悲、愁、惊等的情志变化，这些变化在五志中没有明确提出，只是散在各个章节中。如：“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等。这些内容和五志的喜、怒、忧、思、恐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提法。我们也可以认为《黄帝内经》除了明确提出五志学说外，也非常清楚还有其他的情志变化，但因为五脏只有五个，所以为了能和五脏匹配，也只能选择喜、怒、忧、思、恐这五种情志变化和五脏来对应。但不管怎么说，《黄帝内经》能把五志和五脏紧密联系起来，都说明《黄帝内经》无论在中医基础理论还是临床治疗上，确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七情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除了提出五志配五脏之外，还提出了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并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阐述了五志之间的胜伤关系，其主要内容为：“肝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心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脾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肺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

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因此《黄帝内经》中的五志理论都是和五行的生克理论分不开的，这也是五行这种朴素的唯物理论在中医理论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黄帝内经》之后的若干年里都没有突破《黄帝内经》中所规范的情志理论范畴，如医圣张仲景、病理大师巢元方、药王孙思邈等大医家，也都是按《黄帝内经》的五志理论来叙述的。直至宋朝的陈无择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才明确提出了“七情”这个概念。此书把五志扩增为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论述，把人的情志变化更具体化、更细致化了。这也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第一次有了较大的发展，对《黄帝内经》的情志理论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以后的历代医家都一直沿用了《黄帝内经》的五志理论和陈无择补充定格的七情理论。

从以上的介绍来看，七情理论的形成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和劳动实践的结果，并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丰富和补充，最终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志医学理论。无论是在理论指导上，还是在临床应用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民的健康有很大的益处。尤其在现今社会里，由于各种竞争异常激烈，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更要求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态、愉快的心情。所以及时了解七情理论，并使用七情理论来调整我们的情志，会更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更有益于社会的安定。